從 2013 年開始，一個叫 Out of the Box: The Rise of Sneaker Culture 的球鞋展覽開始從多倫多巡展。去年，這個展覽游歷到了加州奧克蘭博物館和紐約布魯克林博物館。
借著簡單梳理球鞋的歷史，這個展覽也展示了球鞋文化的變遷，不過討論的重點并沒有放在球鞋長成什么樣子，而是關注了球鞋的“身份”。換句話說，就是在講人類社會都給球鞋都貼過些什么標簽。
這不算是一個討巧的視野。因為球鞋正和瑜伽褲、運動內衣一起在全球各地賣得火熱，尚未走到能蓋棺定論的地步。比如，為了與時俱進，這個展覽上還陳列了兩雙 New Balance 球鞋。自 2016 年 11 月美國大選起，這個美國球鞋公司就開始公開表態支持 Donald Trump 。隨后，就有人氣急敗壞地把 New Balance 的球鞋丟進垃圾桶里焚燒，還拍成照片傳到 Twitter 上。
“球鞋的文化意義會隨著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關系的變化而變化。”該展的策展人 Elizabeth Semmelhack 說。她還解釋道，這個展覽會選擇 New Balance 鞋子就取決于來訪者的(對 New Balance 11 月份做的事)反應。
這正是展覽選材的標準。過去 200 年，球鞋分別和階級、國家主義、美國身份、民權運動、男子氣概、健身文化、青年文化，以及個人英雄主義這些詞都扯上過關系。
1839 年，美國人 Charles Goodyear 發明了硫化橡膠后，橡膠球鞋才得以誕生。19 世紀 70年代中期，有人把橡膠鞋底應用到門球，當時這種鞋被稱為 “daps” 、 “sandshoes” 、 “gutties” ，最權威的名字是 “plimsoll” ，還不是現在的 "Sneaker"。
“plimsoll” 什么意思?指航海俗語中“吃水線”。因為當時的橡膠鞋底的邊緣也有類似的線，如果水沒過這條線，球鞋就會濕。
從這個簡單的比喻來看，剛剛誕生的這個新玩意兒的社會身份并不復雜，它還尚且只是有錢人運動消遣時用的摩登產品。
1916 年，美國 U.S. Rubber 的橡膠公司開始生產 Plimsoll ，并為此成立了 Keds 品牌。由于這種鞋走路時悄無聲息，廣告代理商 Henry Nelson McKinney 用了 “Sneaker” 這個詞來為它做市場推廣。此后， “Sneaker” 就變成了運動鞋的代稱。
等到 1920 年代，工業化大生產讓運動鞋能夠大規模生產出來，曾經只在網球場上馳騁的球鞋也順利進入了籃球領域。成立于 1908 年的 The Converse Rubber Shoe Company 找到當時著名的籃球運動員 Chuck Taylor 簽約，邀請其參與籃球鞋的設計改良，并于 1921 年推出了All-Star 系列帆布鞋。
與此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世界處于脆弱的和平中，各個國家都對運動文化充滿了興趣，這也把體育運動提升到國家主義和優生學的高度。國家鼓勵民眾去參加體育運動，并不是為了完善體格，而是為了下一次世界大戰做準備。在當時的德國、日本和意大利，大范圍的運動成為了風潮。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運動鞋在法西斯主義的籠罩下變成了最民主的一種形式。” Elizabeth Semmelhack 說。
緊接著是 1936 年那一場著名的由德國人主辦的第十一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當時，納粹德國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希望通過該屆運動會向世界證明強大的德國國力。他與其它德國高官都對德國運動員在比賽中的成績抱有極高的期待。同時，納粹的宣傳部門也極力宣揚“亞利安人種的優越性”，并將黑人描述成劣等民族。
結果美國非洲裔田徑 Jesse Owens 分別拿到了男子100 米、200 米、跳遠和 4x100 米接力 4 枚奧運金牌。希特勒非常惱火，還大言不慚地說“從雨林里走出來的人很原始，他們的身體比那些文明化的白人更強壯，因此應該在將來的比賽中排除出去”。
而 Jesse Owens 當時穿的 Dassler 球鞋也被記錄了下來(這家公司你可能不曾耳聞，隨后家族企業的兩個兄弟分家，變成了 Puma 和 Adidas)。和他一樣，這雙球鞋在柏林奧林匹克體育場贏得了 11 萬觀眾的掌聲，并成為了“反抗”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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